哈尔滨阿继电器有限公司

我的回忆和希望

周建南

       1946年，我们从延安分配到承德，划归东北局领导。我第一次到哈尔滨向东北局汇报时，那是1946年11月，当时厂址已定在东安，定厂的时间是在8、9月份，具体时间赖坚等同志知道。当时是司令部通讯联络处领导的，他们搞到了一批器材，从沈阳退到本溪，从本溪退到梅河口，路过长春、哈尔滨、到了汤原，这地方不合适，就选定了东安，那时叫东安而不叫密山。吴亮平同志当时是地委书记，开始那里还有土匪捣乱，谢文东被消灭后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这样厂址就选定了。

       建厂时，程明升同志就去了，他当时任东北军工部的副部长兼东安厂的厂长，负责东安厂的筹建。东安厂后来叫东北军区军工部直属二厂，归军工部领导。当时伍修权同志是东北军区参谋兼任军工部长和政委。我到东安时，也就是1946年11月。军工部副部长程明升、韩振纪、王兴元等分散在珲春、鹤岗、东安搞工厂。另外，其它地方还有一些摊摊。

      1946年11月，我和杨维哲、姚琅斋、吴俊扬一起到了东安，经过东北局同意，我们就留下工作，不回冀察热辽了。那时东安的人还不多，我们一起来的同志都留下了。

      1946年是我们建厂阶段。我们除了在铁道南临时铺了一个摊子，生产前方一些急需器材外，主要的力量都集中到路北，修缮一座主楼。窗户上没有玻璃，我们就先钉上木板，钉完之后已经是零下一、二十度了。我们就在屋里生上大铁筒炉子，然后再修理暖气。我们正式开始生产，大概是1947年的1、2月份。

      1947年的夏天，东北财经委员会把程明升同志调哈尔滨任东北电业局局长。程明升当厂长时两个副厂长是晋川及席柳溪同志，我实际上是总工程师，后来晋川同志调到大连光华电器厂任副厂长，我是1947年6月任的厂长，罗兴英同志任政委。我们上任后，把全厂分为六个分厂。一分厂是机械分厂，厂长是赵材德同志，机械加工主要集中在一分厂。在楼外的有二分厂，厂长是刘坚及李达先同志，主要是生产手摇发电机。另外，还负责我们的备用电源。我们有两台发电机组，一旦外面的电停了，我们的就马上接上，以保证用电。三分厂是有线电器材分厂，主要是改装移动型电话总机和军用电话机，是手摇电磁式的，都能背起来就走。三分厂的厂长是向同亮同志。四分厂是搞无线电的，厂长是赖坚及姚琅斋同志，主要是生产军用收发报机。第一批定型产品到前方后，经试用有些问题，1947年夏天我们进行改进后，就好用了。它和发电机配套向前方大量供应，是我们部队上的主要通讯工具。因为有线电话主要是在阵地上，整个联络网得靠无线电。我们发报机的输出功率是15瓦，可以在大约二千公里范围内保持通讯。五分厂造干电池，厂长是赵景琪同志，厂址在铁道南的市区里。六分厂是生产信号弹的，厂长是杨维哲同志。总共一千多人，这在当时规模是不小的。

       当时我们的厂部在大楼前的小院里。总务科在市里，一些日本职工家属也住在道南。那时还有一所日本子弟学校，学校的校长也是日本人。日本职工后来（全国解放后）都回国了。绝大多数是和我们很友好的，因为当时我们的政策是很正确的，他们觉得受到很好的教育和对待，虽然生活条件苦一点，但精神上很愉快。当时总务科科长是席柳溪兼任，王强任副科长。下面设了很多股，夏礼亭同志是管理股股长。从东安向东十几里有个裴德，那里有一个我们专门种菜的农场。另外，我们的运输队也在铁道南，队长是张庆丰同志，汽车也不少。有日本车和后来缴获的一大批美国车。

       当时用水问题也是我们自行解决的。厂部旁有个山包，是个最高点，那里有一个地下水库。另有泵房从水源地通过管道，将水打到水库，供应全厂。管道是日本人留下的，经检查还可以用。那时我们的厂区很大，有七十几万平方米。我们的机设设备第一是从南满带来的，第二是军工部发给我们的，三是我们在南满有一个电器厂和我们合并时带来的。1947年初，我们调了一些干部去大连光华电器厂，那时大连光华电器厂厂长是段子俊同志兼任，副厂长是肖陈仁同志。同时调来了一批干部，张荆山任工务科科长、吕任任设计室主任，指导员聂晶山同志、器材股股长张玉清同志，当时材料科长是钟昭隆及瘳克南同志。我们那时分厂长、指导员及科长都是团级，县团级干部大约有25人。

       当时共六个分厂，加上总务科、工务科、警卫连、材料科和化验室、设计室，这是我们的主体。后勤系统是总务科管的农场、运输队、汽车队。我们的警卫连装备较好，配有机关枪、掷弹筒等，参加过剿匪战斗，我们一直全建制保留着这个连。

       我们的技术人员由两部分人组成。从延安来的同志大都是领导，懂技术能动手。日本技术人员都在基层作具体技术工作。我们每一分厂都有日本技术人员，他们当中有搞机械的，也有搞无线电的，搞化学的，有一位原哈工大的教授。后来我们自己也培养了些技术人员，如从军政大学调来后培养的钟辉、杨枫、高杰、李国治、苏时风等，也有从通讯学校来的。

       我们的化验室，先是试制了胶布齿轮，漆包线等，后来我们掌握了它的规律，修建了专门的车间。我们的干电池主要是用的哈尔滨的技术。哈尔滨有一个叫王恩惠的，在日本留过学，学过干电池技术。他曾在汉奸政府做事，日本投降后，他就做起干电池来了，我们司令部看他的电池还不错，就买他的，我们的五分厂是流水线作业，大批量生产。那时发电机也是流水线。我们曾把王请到东安，帮我们研究生产线和工艺流程，我们建立了工艺规程后，干电池性能稳定了，他愿意回哈尔滨，回去后和老婆、孩子几个人还做干电池，我们司令部还买他的，维持他的生活。全东北解放后，我们的五分厂从东安搬到哈尔滨的马家沟，就请他当总工程师。打仗时他还是有点贡献的。

       我们一直是部队建制。工人、学徒都是参军的供给制，程明升同志走时，人家都叫我们东安军工部，实际上军工部总部在哈尔滨，副部长带人在外搞基地，程明升离开后，我们就正式定为军工部直属二厂。当时还有一个直属一厂，在西安东，是搞炸药的。其它地方就都叫办事处，实际上也都是总厂。

      1948年10月20日，司令部来电报，要我们带上人到哈尔滨，准备南下接收工厂。当时长春、锦州都已解放，就剩下沈阳了，我们到哈尔滨时，同志们都到前方去了，我、罗政委就和东北军工部的同志也一起到前方去，家里就留给了席柳溪副厂长及吴俊扬副政委主持工作。我们带着人向沈阳出发，沈阳是11月2日下午解放的，我们半夜就进了城。

       沈阳解放后，军管会主任是陈云同志，副主任是伍修权同志。到沈阳后，陈云同志指示我们接管所有的电器厂，凡是带“电”字的都归我们接管。他还向我交待这些东西可不要往东安搬，将来东安还要往这里搬。在沈阳我们一共接管了七个厂。一厂原先叫满州通讯机厂。国民党在时，属联勤总部，厂户都搬空了，里面都是卡车，修好之后都用上了，东安来的同志就驻进这里。后来我们把无线电、有线电搬到这里。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仪表组，有一个叫猪岛的日本技术人员，我们派李国治、苏时风跟他学，形成仪表组。大连有一个分厂厂长桑志行及孙画秋同志搞仪表，以上这些合在一起成为沈阳电工一厂。我们接管了其它厂就成立了一个电器制造总厂。厂部设在现在的高压开关厂，归东北工业部。这部分主要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留下的，只剩下七十七个人，其它人都解散了，没事干，也没有饭吃，发一定维持费。沈阳解放后，不久，天津就解放了，接着又进了北京。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传达后四野要南下，上级决定我们留东北，帮助解决一些装备。我们只有罗政委等少数同志随部队南下了，其中包括五分厂的赵景琪、总务科副科长王天生。

       我们在1949年3月底4月初，从北京回沈阳，然后就酝酿成立电工局，把我们所有的电工厂统管起来，其中包括东安的、沈阳的、抚顺的厂子，这件事最后经东北局的三位领导，高岗、陈云、李富春都批了。根据上级决定，我就到东北军区向伍修权同志汇报（他原来就是我们的政委）。他说这件事我知道，你就负责办，把部队全建制转到地方，归东北工业部领导。东安工厂的同志以前都是参军的部队编制，这一点许多同志都可以证明。

       我们转业的时间是1949年5月，东安厂撤销，六个分厂全部迁出来，设留守处，工厂重新编制。那时，哈尔滨的大直街我们已设了一个分厂，开始叫有线分厂，加上五分厂的干电池分厂，后来叫电工十三厂，由汪解民同志负责。电工一厂主要搞纯无线电、有线电器材加上仪表，由赖坚、姚琅斋同志负责。电工六厂搞电机，由刘坚同志负责。电缆厂是从头搞起的，当时叫电工七厂，由杨维哲、张荆山负责。东安机械分厂合到电工九厂，就是专用设备厂，搞各种专用机械，由赵材德同志负责。大连灯泡厂和沈阳灯泡厂合并后就是电工三厂，由方松谷、郑重同志负责。这是因为沈阳的厂房条件好，所以就合了过来。后来筹备的哈尔滨电机厂叫电工四厂，由白阳、桑志行、李达先负责。电工五厂就是变压器厂，由何效宁、郭星同志负责。电工行业发展中，王鹤寿同志给了我们很大支持。电工八厂是蓄电池厂。电工二厂是大连电机厂。电工十一厂是大连电瓷厂。电工十二厂是抚顺电瓷厂。在整编及核实加强电工行业的过程中，东北工业部长王鹤寿及副部长吕东、安志文同志给予很大支持和强有力的领导。

       到沈阳后，我和肖陈仁同志任电工局副局长，当时程明升兼局长，他主要搞东北电业局的工作，实际上是我和肖陈仁同志负责。后来我任电工局局长，肖陈仁任副局长，白阳任秘书长。那时电工局对电工行业各厂的领导比较集中，还有几位苏联顾问。如材料主要由材料处统筹，财务由经理处统管。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后，王鹤寿同志找我谈话，指示我们要搬厂，要把那些好的、重要部份搬走，所以我们就把电缆厂搬了一部分，组成了哈尔滨电线厂。电工六厂的一部分搬到佳木斯，组成了佳木斯电机厂，另有一部分迁到哈尔滨电机厂。阿城是电工一厂的大部分迁过去的，所以阿城厂有东安来的，也有大连来的老同志老职工。

       抗美援朝初期，我们恢复了无线电等军品的生产，后来军品任务没有了，王鹤寿同志指示我们要为东北恢复工业和重点建设东北重工业基地服务。电工行业要加强，需要能够大量地提供各种电工产品，为此发给了我们一批苏联来的机器设备。所以东北电工行业发展得很快，这和东北工业部的领导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1950年毛主席访苏后，来了一批苏联专家，专家们帮助我们规划，定了一批项目，抗美援朝后，经过搬迁，工厂增加了，我们决定工厂按电工产品分类分工的专业化道路，所以我们把原电工一厂改成低压开关厂，也称电工十四厂。原电工六厂改成高压开关厂。

电工五厂改成变压器厂。大电机在哈尔滨电工四厂，特种电机在佳木斯电工六厂，小电机在大连电工二厂。这样分工以后，东北电工行业就逐步形成了一个体系。阿城就承担仪表、继电器，发展方向就是仪表、继电器。这是五一年春天确定的各厂方向。后来华东曹维廉同志来考察，很赞成这样做法，认为东北按专业化办厂，方向是正确的。

1951年开始搞156项重点建设，其中有一项是电气仪表厂的建设。苏联来了个叫沙霍夫的专家，搞电气仪表厂的任务书、选厂址。

沙曼屯、阿城、香坊等都看了，最后定在沙曼屯。但我们原有两个苏联专家、顾问（沃尔科夫、纳扎列夫斯基），对他的方案有不同的意见，最后我们决定这个项目产品方案中电工仪表部分放在哈尔滨，向中央财经委员会李富春同志汇报。为避免品种太多太杂，把继电器部分放在阿城老厂，仍作为一个援建项目，这样就形成了现在的阿城继电器厂。哈尔滨电表仪表厂也由阿城老厂负责筹建。

电工一厂大概是在1950年11月搬到阿城。先是在县城要了房子，有个立足点，然后把党校的房子要来了，给了几十万块钱，党校迁到沙曼屯去了。开始还搞了一段军品，后来搞民品，就是电器仪表及继电器，做为156项之一定了后，阿城就发展了继电器，许多电力系统的继电器都是阿城厂制造的，成绩是显著的。1953年，黄敬同志到阿城，那时厂房（原先是日本兵营）全是地板，天花板里全是电线，要求注意防火。后来按工厂设计盖了厂房，搬到山脚下的现在厂区所在的地方了。

我们要发扬老厂的传统，严格要求、严明纪律。我们的队伍文化较低，就要提高，按两个文明建设的要求培养队伍。东安工厂建厂初期，我们从建厂到产品定型，成批生产，一共才两年多。战争时期各方面条件都很差，但生产效率很高，各种困难都能克服，有些事情现在几乎不敢想。那时我们靠的是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在电工一厂时期曾经出了质量问题，错误地将总工程师整了一顿。其实产品刚转到民品，搞继电器有困难，出差错是难免的，那时我们采取的方法就是严格要求。聂桂田同志当厂长时曾组织大家埋头苦干，现在他还讲：我转业干工业，开始就碰到质量问题，经过严格整顿一下，我就懂得了不严格要求是搞不好质量的。

我们还吃过一次大亏，那是在“文革”中，使各方面都受了损伤。1975年我到阿城和吴昌同志（省机械厅长）参加你们常委会，开了六个小时。要解决领导班子团结问题，就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双方都应该检讨，应该团结，按原则办事，阿城的老同志对外来的同志应该欢迎支持，外来的同志也应依靠广大干部、群众。领导班子问题影响工厂的进步，应吸取这些教训。

我们的优良传统是什么？我们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什么？我们近年来有进步，应该肯定，还有些该注意的东西，你们把它消化了，再进一步前进，“阿继”厂还是大有可为的。你们离哈市几十公里，这不一定是坏事，能把队伍锻炼得更强一些。你们现在加上大集体九千人，应该搞多种经营，光靠继电器可能消化不了，所以要搞得更活一些，不要捆住手脚，但也不要乱来，不要光想做商业买卖，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努力做好，满足社会需要。要创名牌打入市场。要竞争，竞争没有坏处。要建立一套服务系统，要发展一系列计划的产品，你们才能兴旺发达。东北是把待业青年交给厂里消化，进厂之后都是近亲，这不是社会化的好办法，但是地方上又没有好办法，要求我们承担，我们就要好好地承担，要干就好好地干，多发展一些品种，搞一些独立经营的大集体，要搞好，要有竞争能力，按工艺规程生产。你们搞新门路、多种经营时，每一个产品都要正规地上，现在我们有的乡镇企业出的毛病就在于不是正规地上，工人必须经过培训再上岗，不经过培训绝对不行。这次我们上海的“桑塔纳”汽车又出了毛病。装配线上缺人了，把厂内搞卫生的人拉来就上装配，这怎么行，我们搞了几十年，从日本投降到现在都四十年了，应该积累下丰富的经验了。

你们的锅炉灭火保护装置将来用途不小。我们的电站并不多，但锅炉还是很多的。工业锅炉需要灭火保护和自动点火，你们做完鉴定后要大力宣传，可以把国内外价格做比较，宣传自己在质量上、价格上的优势，有些能生产的，就不到国外去买。

将来发展方向问题，你们可以和电工局研究一下。要开发新元件，包括电站、电网自动化，装备可以参考国外的技术发展。要不断地有新产品，总守着老产品，终有一天会垮下来。要发展新技术、新产品、上水平，加强竞争力量，还可以引进技术。当然，引进的要确实是好的，适用的，要有经济效益，能增加企业收入，满足国家的要求。

我们还没有成熟的经验，要先试行，逐步推广，其前提是提高定额百分之二十。彭真同志、张劲夫同志都鼓励过你们，另外，我也跟“全总”的罗干同志商量过了。总之，我们要抓全员培训，提高素质，不要人浮于事，稀稀拉拉的，宁可抽出来加强培训或轮流培训。

讲现代化，最不适应的首先是队伍问题，包括管理队伍。不少工厂都搞了初具规模的培训中心，要发展，就要有高水平的队伍。

这次党代表会议的文件很快就要发表了，特别强调了企业要提高质量和经济效益，今后应特别注意这两点。

“阿继”的前身是沈阳电工一厂，沈阳电工一厂的前身是东安电器厂、大连电器厂。无论是东安的、大连的、沈阳的同志都算我们的老同志，应团结一致，带动全厂同志，为四化而奋斗。把厂址定在东安时就算建厂日期，具体时间你们可以去问问赖坚、赵材德、钟昭隆、王强等同志，我和吴俊扬、姚琅斋、王强等同志是晚一点才去的。

这些就是我对“阿继厂”的回忆和希望，我们相信这支队伍是很好的，一定能够在四化建设过程中继续打胜仗的！

（注：这是根据1985年9月23日，原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建南同志接见阿城继电器厂领导时的谈话录音整理，并经本人审阅后发表的。题目为编者所加。）

下图：历任东北电器工业管理局周建南局长（右一）与周恩来总理亲切交谈。周建南局长在

1950年陪同周总理访苏参加谈判和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解放军连夜接管了东北电业总局。之后东北电业总局改为东北电器工业管理局，程明升担任第一任局长。后来由周建南任局长，安排电工十五厂（原称电工六厂，后改名沈阳高压开关厂）成立100号车间，首先为吉林丰满水电站提供高压定子线棒，其后为我国高压定子线棒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建立了水轮机车间。这里提到的东北电器工业管理局是新中国成立后哈尔滨电机厂成立的前身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总理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中国代表团成员有：李富春、陈云、张闻天、粟裕等。代表团到莫斯科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等举行谈判。周恩来在莫斯科机场上发表了讲话。双方在谈判中讨论了有关中国和苏联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政治与经济问题。